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化大傳統(tǒng)的代表，處在不斷地被檢討和重新詮釋之中。經(jīng)過檢討、詮釋，便有增加、有變易、有更化。儒家由先秦而宋，已經(jīng)是在增加、變易和更化了。明代心學出，是又一更化。王陽明的學理初衷，本在減少(他認為朱子增加的未免過多)，但陽明心學很快被邊緣化，可以為后學所宗，卻無法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潮。學者有“制度化儒學”之稱，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顯，主要是明清兩朝，伴之以科舉命題以“四書”取義，儒學不僅制度化，而且在“制度法律公私生活”方面影響尤為深鉅，因此其存在形態(tài)難免因固化而僵化。儒學在晚清社會從傳統(tǒng)到現(xiàn)代的“大變局”中出現(xiàn)危機，實與儒學在明清的固化與僵化直接相關。所謂危機，恰好是“制度化儒學”的危機，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學說的危機。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“變”與不變的問題。變易與更化給儒家學說帶來了活力。但儒家精神亦有不變的一面。這讓我想起《易》有“三易”，即不易、簡易、變易。儒家原初思想的“簡易”，有《論語》可證�？鬃由钪撜f什么和不該說什么。所以出語至簡，有時至于說“予欲無言”。理由是：“天何言哉?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?”(《論語·陽貨》)所不變者，是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“六藝”經(jīng)典的核心價值。“六藝”后稱“六經(jīng)”，有的或為孔子所作，有的是前于孔子而為孔子所刪訂的典籍文本。孔子思想與“六經(jīng)”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關系，《論語》即可視作“六經(jīng)”的簡易讀本，只不過表達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。馬一浮不稱“六經(jīng)”而稱“六藝”，是沿用典籍的初稱�？组T之教，分技能訓練和典籍傳習兩大類。技能則禮、樂、射、御、術、數(shù)，此處之“禮”，為“執(zhí)禮”，類似禮儀程序的排演，“樂”則詠歌誦唱，不學無以為能。典籍傳習則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以為傳道之本。兩者都稱“六藝”而型態(tài)不同。馬一浮所述論之“六藝”，自是后者，故他說：“此是孔子之教，吾國二千余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于此，其余都是六藝之支流。”(《泰和會語》)馬一浮的發(fā)明處，是將“六藝”和諸子、四部區(qū)隔開來，稱“六經(jīng)”為中國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態(tài)。而熊十力則標稱，“六經(jīng)”是中國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依據(jù)。這樣，“六藝”即“六經(jīng)”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系統(tǒng)中，便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，不僅諸子、四部無以取代，與現(xiàn)代學術的文、史、哲科分亦不相重合。“六經(jīng)”的形上意義在于它的系統(tǒng)的價值倫理，也就是馬一浮所說的“六藝之道”。唐宋儒所致力的“傳道”，所傳者即為“六藝之道”，也就是“六經(jīng)”的價值倫理。近年我從《易經(jīng)》《禮記》《孝經(jīng)》，以及孔子、孟子的著作中，抽繹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價值理念，包括誠信、愛敬、忠恕、知恥、和而不同等，經(jīng)過分梳論證，我認為它們是幾千年以還一直傳下來的，可以稱之為中華文化的永恒的價值理念，同時也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理念。不僅適用于傳統(tǒng)社會，也適用于當今的社會;不僅適用于中國人，也可以適用于全世界的人。此正如康德所說，道德理性具有絕對價值。“六經(jīng)”義理內(nèi)涵所呈現(xiàn)的，就是中華文化的具有絕對意義的道德理性，永遠不會過時。《易經(jīng)》乾卦的《文言》引孔子的話說：“忠信，所以進德也;修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(yè)也。”現(xiàn)代人的人生選擇雖然更趨豐富，但其大道要旨，亦無非進德與居業(yè)二事。因此忠信和立誠便成為每一個人都需要具備的道德理性，甚至可以說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。論者有謂傳統(tǒng)文化需要現(xiàn)代的轉(zhuǎn)化，其實就道德理性的建構而言，“六經(jīng)”的價值倫理進入現(xiàn)代人的精神血脈，自是順理成章之事�？上О倌暌詠淼默F(xiàn)代教育變成了單純的知識教育，忽略了“傳道”的內(nèi)容，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韓愈之嘆繼續(xù)成為我們的今日之嘆。
